贺桂梅 | “他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完成的研究著作，都代表了那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贺桂梅编《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目录 

编者序  贺桂梅

第一辑  文学史：问题与方法

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的概念

文学史的断裂与承续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左翼文学与“现代派”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

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

“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

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

第二辑  阅读和阅读史

“怀疑”的智慧和文体——“我的阅读史”之契诃夫

“幸存者”的证言——“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一部小说的延伸阅读——“我的阅读史”之《日瓦戈医生》

批评的尊严 ——“我的阅读史”之丸山昇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

《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

《见证》：真伪之间和之外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及其他

《司汤达的教训》：在19世纪“做一个被1935年的人阅读的作家”

与音乐相遇

亲近音乐的方式：《CD流浪记》

与《臭虫》有关——马雅可夫斯基，以及田汉、孟京辉

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

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

第三辑  材料与注释

1962年大连会议（存目，原文见《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存目，原文出处同上）

张光年谈周扬（存目，原文出处同上）

编者序

贺桂梅

本书是从洪子诚先生的十余部学术著作及其他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的27篇组成(最后三篇仅有存目)，力求以简约浓缩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呈现洪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精华部分。洪先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中国新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学术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文学史的学术著作、作家精神史研究、当代诗歌史研究及各种选本、文学经典与阅读史研究、文学史料研究等。本书仅以三个专辑的形式，突出他最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凸显他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的重要议题、思路、方法和范畴，也尝试呈现他在不同研究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对相关议题作出的思考推进。

一

洪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建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方向的确立，始于70年代后期，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对象，则可说与中国当代文学始终是同步推进的。洪先生既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的最早筹建者和主持人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化和学术研究传统确立的核心人物。他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完成的研究著作，都代表了那一时期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大致可以将其研究实践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50—70年代。50年代中期还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洪先生就参与了第一本中国新诗史《新诗发展概况》的集体写作，这也是他在1993年初版、2010年修订完成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与刘登翰合著）的雏形。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及其后续影响，2007年，由洪先生策划、组织，联合当年的写作者一起回顾反思，促成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洪子诚、谢冕、孙绍振、刘登翰、孙玉石、殷晋培：《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的出版。这是独特的年代造就的特殊的学术起点。写作者们尽管都承认当年写作的“幼稚”和“粗暴”，但也认为正是这次集体写作构成了他们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开端。在这个时期，洪先生还曾是北大学生诗歌写作中的活跃分子，1961年留校任教之后，主要参与北大中文系文学写作的教学工作，也曾发表文学批评文章，并参与过学术批判运动。这个时段接受的文学教育、形成的文学趣味与历史当事人的经验及其自我反思，对洪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学术研究和思考最深入并持续推进的主要研究对象，正是50—70年代这个时段的当代文学。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研究者与其历史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二个时段是80年代。从1977年参与当代文学教研室的筹建和教学工作开始，到1991年《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1998年修订再版，更名为《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的出版。在这个时期，他的最初学术成果是《当代文学概观》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1986年修订重版，更名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写作。这部教材由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五位老师集体写作，洪先生负责其中的短篇小说与诗歌部分。这部曾在80—90年代当代文学学科化和教学研究中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当代文学史教材，虽然大致延续了50—60年代之交形成的文学史体例，但叙述内容则极大地突显了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创作，并在评价尺度上明显地偏向“文学性”的思考和筛选原则。这多少也代表了洪先生在那一时期的基本文学态度。他对新时期文学保持着与许多同行一样的关注热情，但也没有放弃对50—70年代文学的历史研究，而希望用同样的“文学性”尺度来评价两个看似断裂的历史时期。洪先生第一本独立完成的学术著作，是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艺术问题”的凸显，表明他并不简单地将前30年的文学视为“政治”的产物，也没有将新时期的文学标准绝对化，而力求在反思文学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深入当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展开学术研究，既对前30年的文学史做出重新评价，也对正在展开的新时期文学做出历史化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他在新时期刚刚结束的1991年出版的《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本书，代表的是他对80年代文学所作的历史化研究工作。这本书对作家“独立精神传统”的强调，无疑带有较为浓郁的新时期印记，但无论对思想内涵还是文学叙事形式的探讨，都是在一种历史化的分析视野中展开的，从而对新时期文学的“感伤气息”、“文化英雄”姿态、“寻根”思潮和“创新”意识等做了深入剖析。这也是学术界最早对新时期文学有深度的反思之作。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与《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这两本书，构成了洪先生在那一时期针对当代文学两个历史时段一视同仁的评价态度，并由此确立起他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的主体位置。

第三个时段是1990—2002年。这是洪先生学术研究的成熟期，也是他成果倍出的创作高峰期。《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的完成和出版，是他这个时期的集大成之作。虽然名为“当代文学史”，但这并不仅仅是一部为教学而编写的教材，而是综合了教材与学术著作两者的性质。它首先完全打破了1950—1980年代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叙述体例，形成了一种将文学体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与评价体制等统一在一起的新体例。基本思路采取的是“概念清理”的方法，即继续采纳了50—60年代形成的一些叙述概念（比如“当代文学”“题材”“真实”等），但不是把这些概念作为叙述的出发点，而是把概念、范畴的形成过程同样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构成部分。将文学体制的形成、文学规范的塑造和作家评价、经典化过程都纳入文学史叙述，因而呈现出一种动态展开的文学史图景，并形成了当代文学“一体化”构建及其崩解这样一条连贯的历史叙述线索。这就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描述史，转变为当代文学规范的生成、建构、冲突及其自我瓦解的反思性探讨，文学史写作因此具有了“史述”的实质性涵义。因而在1999年的研讨会上，钱理群先生如此评价道：这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当代文学’终于有‘史’了”钱理群：《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这部文学史事实上也成为当代文学界在国内、国际影响最大的史著之一，分别有英文版（2007）、中文繁体版（2008）、日文版（2013）、俄文版（2016）等印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前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可以视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版，对文学现象和体制形成的分析和概括也更为凝练。1998年完成的《1956：百花时代》是一部断代史著作，对5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规范的内部错动和变化做了深入剖析。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完成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002年），则是对当代文学史研究和他写作过程中蕴涵的问题，以及可以进一步展开研究的学术议题，做了理论化的反思和探讨。

洪先生200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之后，他的学术研究并未停顿，相反进入了另一个学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从2002年前后开始，他有较长一段时间主要从事中国新诗的研究、教学、学术组织和选本的编选工作，出版了多方面的成果，包括《中国当代新诗史》的修订再版以及与之相关的《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著有《学习对诗说话》（2010），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2010），并有《朦胧诗新编》（与程光炜合作）、《第三代诗新编》（与程光炜合作）、《中国新诗总系·60年代卷》（与谢冕合作）、《时间与旗（百年新诗选）（与奚密等合编）》等多个诗歌选本出版，同时也主持《新诗评论》（与谢冕、孙玉石联合主编）、“新诗研究丛书”和“汉园新批评文丛”等。这与他参与北大中文系于2004年成立的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组织工作密切相关，也是他本人在学术领域和研究兴趣上转移到诗歌的具体表现。

但最能代表洪先生这个时期学术成果的，是2011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2017年第二版）、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2017年出版的《读作品记》。这三本新著从不同方面拓展了当代文学研究新的领域，并提出了值得重视和进一步展开的研究方向。这既是他前几个阶段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综合与提升，也是他不断地探索如何把握当代史的多层面向而构建的新的研究路径。《我的阅读史》“以侧重个人的方式、角度”来重新进入当代史（及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读作品记》围绕具体文学作品，“侧重延伸、拓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讨论”，这三部新作探讨的对象还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但方法、思路和研究议题上有全新开拓。

本书编选的内容主要侧重在洪先生第三、第四阶段的学术成果。这是洪先生最为成熟并在学界最有影响的成果，也因为这部分最能代表他的学术风格和研究个性，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上有进一步推进和拓展的可能性。在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选择上，本书将问题讨论的主要焦点聚集于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这本《洪子诚学术作品精选》更准确的书名应该是“洪子诚50—7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学术作品精选”（当然也包括部分溢出这个时间段的篇目）。这不仅关乎一个特定时期文学史的研究，也关乎洪先生对“当代文学”这个核心范畴的基本理解方式。

二

本书第一辑选入的10篇文章，总题为“文学史：问题与方法”。“文学史”在这里包含着基本研究方法和思路的理解，而研究对象则是“当代文学”这一有着特定时段和内涵界定的历史范畴。在洪先生的研究中，“当代文学”主要指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独立出来加以研究的文学时段，无论在时期特点、组织方式还是文学形态上都形成了独特的规范性内涵。本辑编选的10篇文章，力图呈现他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当代文学”加以界定、描述、探讨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思路。

最早的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这篇文章主要讨论这个时段的文学规范如何生成、规范建构者的分歧和冲突以及这一规范确立过程的历史变化，是一种宏观性的历史勾勒与分析。可以说，这是洪先生第一次就1950—1970年代文学提出他富于学术创见的文学史描述。1998年发表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则对“当代文学”这一概念如何“构造”出来，其内容在当时如何描述和界定，做了一种谱系学式的概念清理。这也是洪先生首次明确以“当代文学”这个范畴取代一般性的“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强调要采取“概念清理的方法”，即通过对概念的生成、演变过程的清理而呈现文学史实践的内在历史逻辑。将50—70年代中国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史时段，并非洪子诚先生首创。1987年出版、由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洪先生沿用这个概念，既是为“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确立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将这个文学时段从一般性的“现代文学”“新文学”与内涵宽泛的“当代的文学”中独立出来。这种“当代文学”不是一般性的“当前的文学”，也不是“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延伸，而形成了与此前的“左翼文学”“新文学”既延续又断裂的复杂关系。因此，本辑选入的第三篇《文学史的断裂与承续》（节选自《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的一章），主要探讨这种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发生的“断裂”在哪里，它如何构建、生成自身，在这个确立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面临的压力和寻求的参照系。这事实上也是将当代文学放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古典文学的参照系中，考察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如何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接下来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一文，则主要以“一体化”这个基本范畴，而对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加以描述。“一体化”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上编的50—70年代文学，及其向下编的80—90年代文学转型的一个纲领性概念。本篇文章对其具体内涵做了更明确的界定，强调“一体化”包含三个层面的理解，即首先指“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而非一种静态特征的归纳；其次指“这一时期的文学生产、组织方式”所形成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涵盖了文学机构、媒介、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各个环节；其三，指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即文学作品的题材、主体、风格与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一体化”这个范畴在凸显50—70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的同时，也需要在文学史叙述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和对所研究的文学史对象所做的价值判断之间做一些区分。就研究方法而言，侧重文学规范的生成过程及其内在演化，无疑构造出了一种动态展开的全新文学史图景，并通过纳入文学体制的考察，将有关文学对象（作家、作品、现象等）的研究真正转向对文学实践的整体性过程的研究。这种文学的“谱系学”“社会学”考察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和边界。但从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层面而言，“一体化”这一范畴无疑更多地被洪先生用来描述50—70年代文学，同时也潜在地将80年代的文学视为一种“多样化”“多元化”的文学时期，具体表现是文学体制的探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编中稍有减弱。基于这样的考虑，洪先生2007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中对下编，特别是70—80年代的文学转型过程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不过总体而言，关于“一体化”作为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洪先生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概念不是一种外在的附加的评价，而是文学史实践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向，同时也不意味着掩盖或否定“当代文学”时期存在着多种冲突性文学力量及复杂的演化关系。相反应该说，探讨并反思这种“一体化”为何、如何生成的内在思想诉求，特别是其“纯粹化”（过度追求“纯洁性”“简化”）的思维取向，构成了洪先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意识。同时，在这个“一体化”的趋向和格局中，存在着哪些互相冲突的文学力量与因素，那些对这一趋向和格局构成悲剧性挑战的文学实践，文学规范在构建自身时借助的思想资源、经典序列以及主导性规范的内在变异过程等，成为洪先生相关研究的重点。第一辑后六篇文章的选择，也力图呈现他这方面思考的具体思路。《左翼文学与“现代派”》是对50—70年代文学规范建构过程中遭受到激烈排斥的“现代派”思想资源的考察，《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侧重对文学经典的筛选、制作和构建的探讨，《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探讨“文革”时期文艺激进派在构造更“纯粹”的当代文学实践时面临的文本内外的矛盾，《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则以俄苏文学为参照，返观当代文学在如何理解“世界”“现实”和“纯洁性”问题上的异与同，《“组织部”里的当代文学问题》从对一部重要作品的讨论提出普遍性的当代文学问题，《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则从两个重要作家在当代的遭遇和文学史位置的变动，讨论当代文学规范的不同内涵。这六篇文章分别拓展出了多种新视角和新思路，从不同的侧面和方向推进并深化了关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探讨。

三

第一辑选入的都是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包含部分讲课稿），是洪先生在对大量文学史料进行梳理、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带有宏观描述与判断性质的史论文章。这种“史论”因为有坚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作为基础，所以显出某种“客观”的样貌，而常常让阅读者意识不到其具有的“叙事”性质。事实上，无论怎样贴近历史对象的学术研究，都包含着研究者的主体能动性在其中。史料掌握是否全面和丰富、材料的筛选与判断、从多种材料中辨析和提炼出观点的能力，特别是研究者将这些组织为观点表达时的基本叙述方式等，都显示出学术研究工作并不像其表面那样具有“客观性”，而更应被视为研究者能动性的体现。不过，学术研究的严谨、缜密、“公共性”要求本身，则希望尽量地隐藏和抹去研究者的主观性，而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固然，“本来面貌”是不可能完全靠近的，但不断地趋近于这个“本来面貌”，却是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洪先生的文学史研究，正是以其史料掌握的全面丰富，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文字表述的严谨和客观，而确立起他的学术风格和研究地位，可以说真正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但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离开丰富的充沛的个人性体认和理解，显然无法真正进行。关键在于，在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中，这种以叙事性表现出来的“个人性”，也必须要“通过材料来说话”，从而掩盖或压抑了某些无法纳入“公共性”学术论断中的个人性体认。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第二辑“阅读和阅读史”选入的14篇文章，力图呈现出的是与第一辑看似风格迥异的思路与方法。这些文章主要出自洪先生的《我的阅读史》与《读作品记》两部著作，对“阅读”问题的凸显和自觉，开启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文学史研究的进入历史并思考历史、提出问题的方式。在《我的阅读史》一书中，洪先生这样写道：“以前，不管是上课，还是确定研究课题，注重的是对象的性质、价值。这回，或许可以将重点略略转移到写作者自身的问题上来，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从研究“对象”向“写作者”的转移，表面上看起来是凸显了个人的主观性甚至随意性，但因为这里的个人是有着充分历史自觉和自我反思能力的写作者，所以个人与历史之间并不构成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呈现出了历史建构过程的细致肌理和文学研究者的阐释接受层面。

“阅读”可以说是每个文学研究者学术工作的起点，并塑造了研究者（写作者）的基本文学素养与文学趣味。但有关文学阅读的学术性研究却并不多见。人们往往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研究对象身上，而常常忽略对研究者自身的讨论。在第二辑选入的诸多文章中，洪先生都毫不避讳地写到了他个人在不同时期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体验。比如他在60年代初期为何热衷于阅读契诃夫、80年代初期读到加缪的《鼠疫》的感受，特别是在1958、1986、1987、1994、1998、2002年这六个时间节点上如何理解和体认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种个人性阅读经验的直接表达，在文学经典的阐释与接受研究史上，无疑提供了极为鲜活的感性材料，并为人们了解一个时期文学阅读的情感结构和经典谱系提供了直观的例证。但与此同时，洪先生在讲述他个人的（“我的”）阅读经验时，是具有充分的“历史”意识的。这既是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对同一部作品（同一个作家）展开的、有差异性的阅读经验所形成的历史（“阅读史”），也是对他作为阅读者的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充分自觉与反思：他从不将自己的阅读感受视为独一无二的天才性体认，而总是自觉地将个人放在时代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自我对象化”的审视。由此而形成的一种行文表述上的有趣症候，正如他在《“怀疑”的智慧和文体》一文中那样，对自己阅读经验的表达常常在“我”和“你”之间转换。这既是一种自我经验的描述，也是一种对自我经验的对象化反思。因而，以“一个人”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阅读史，实则也是一个“时代”的阅读史。这种对研究者个人性阅读经验的挖掘，显示出的是有关文学经典的一般性阐释研究所无法容纳的普通读者、“非专业性”的历史内涵。

当然，在第二辑选入的文章中，并不都是侧重凸显洪先生“个人性”的阅读史经验，除了前四篇凸显了“我的”两字之外，后面的四篇主要讨论的实则是“关于文学研究的研究”这一意义上的专业性阅读经验，分析某部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阐释者接受的历史性内涵。某种意义上，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研究工作本身也是一种“阅读”，属于“接受研究”这个领域。但人们对于文学的接受研究往往形成了某些定型化的理解，比较侧重于社会学式的数据统计分析，而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评价史、阐释史和接受史的讨论并不那么深入。可以说，第二辑的多篇文章都可以纳入到这个领域的讨论中来。如果说前四篇“我的阅读史”是以洪先生的个人阅读经验为线索展开分析的话，那么后几篇则更侧重于重要作品的阐释和接受，同时关注作品的文本本身为一个时期的阐释提供的历史依据（比如《爸爸爸》的修订内容、《绿化树》的文本结构、茨维塔耶娃的诗歌翻译等）。从“阅读”这个角度，把有关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从一种固定的审美（专业）评价标准和框架中解放出来，而放置在一种“阅读史”的脉络中，呈现出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评价、阐释、接受的变异性，这事实上延续了洪先生在相关文学史研究中对“文学体制”的关注，并通过将讨论焦点集中于作家作品身上，而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甚或领域。同时也以文学经典为轴心，勾画出了另一种文学史图景。

第二辑以经典作家作品为对象展开的阅读史分析，与第一辑严谨、周密的文学史研究文章相比，显然更具可读性。这不仅因为个人经验的带入增加了历史描述的细部体认和情感色彩，同时也因为聚焦于经典的讨论，实则提供了一种更具普遍性（或不那么专业化）的写作方式与接受方式。从接受者这个侧面而言，作为“阅读者”的洪先生，因而与一般文学爱好者、普通读者对经典的体认，具有了更多可以分享的共鸣经验。从研究者这个侧面而言，这种聚焦于经典的阅读经验讨论，实则也是对其文学素养和趣味所作的一种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自我清理。这里“阅读”的对象是宽泛的，除了作家与文学作品，也包括文学论文和理论，还包括音乐（这纯属洪先生的个人爱好）和人（特别是《纪念他们的步履》一文谈到了北大中文系的5位先生）。洪先生曾写到，“阅读史”谈及的本来应该是“感触最深、最影响人生道路的那些书籍”，但这本书“其实不全是”。洪子诚：《我的阅读史》，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所谓“不全是”，从行文可以看出，有些篇目比如契诃夫小说、《鼠疫》《日瓦戈医生》、丸山昇、茨维塔耶娃、音乐家和乐曲，更多地属于与个人趣味密切相关的“爱好式阅读”序列，而有关《爸爸爸》《绿化树》《见证》《司汤达的教训》《臭虫》及现实主义理论的讨论，则相对地属于与专业研究相关的“研究式阅读”序列。不过，即便是后者的选择，也肯定与洪先生作为研究者在个人趣味上有亲近关系。因此，从所讨论的对象上，可以大致窥见洪先生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偏向。在关于《鼠疫》的讨论中，洪先生曾提及伯林区分的“法国传统”与“俄国传统”，而他自己可能更多地是属于“俄国传统”。这里收入的14篇文章中，有6篇讨论的是俄苏作家作品（关于《见证》与肖斯塔科维奇的讨论，则与洪先生的音乐爱好有关），加缪的《鼠疫》也不属于典型的“法国传统”，而与更注重思想性的“俄国传统”相关。

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可以说与洪先生个人的文学素养与阅读趣味密切相关，但这种个人审美偏向实则是深植于50—70年代的中苏关系史和文学史中的。这个时期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密切关系，洪先生在第一辑中的《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以及《文学史的断裂与承续》中都有学术性讨论。特别是，在有关“阅读史”的讨论中，洪先生基于个人的阅读经验和中国作家评论家的阐释接受，实更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这一全新的议题。因此，“当代的契诃夫图像”、6次阅读《日瓦戈医生》（或相关文本）、“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爱伦堡关于司汤达的论述、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臭虫》在中国的阐释和影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与中国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性的“影响研究”，而是洪先生提出的一种新思路即“相关性研究”。与基于“平行比较的‘相似’”不同，“相关性”这一范畴“增加了某些直接关联的成分，但这种关联又不一定能落实到寻找‘有迹可循’的依据”，由此出发可以形成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某一时期‘近似’的国家，在处理若干重要的文学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相似或不尽相同的方式，有着怎样的思想情感逻辑”洪子诚：《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第二辑关于俄苏作家作品的阅读史讨论，也可以视为这种相关性研究的具体实践。如果说这种相关性研究，是基于不同国族与区域的历史经验，那么对当代文学同一作品的不同实践、情境的阅读，则可以视为另一种基于不同时间、时代经验的相关性问题探讨。

四

第三辑中收入的三篇文章都出自《材料与注释》一书。因本书篇幅限制，未收录原文，仅保留篇名，但这些文章代表的是洪先生拓展的另一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因此值得略加详细说明。如《材料与注释》这一书名所示，这里关注的对象是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材料”。材料一贯被视为学术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但洪先生第一次让材料本身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角”。不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料”的汇集和整理，也不是一本“史料选”，而是一种探索材料、文学史叙述、研究者的位置这三者关系的全新的研究方式。洪先生对此有明确的说明：这是在“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具体方法是“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如果说第一辑是围绕“当代文学”这一研究对象而形成的文学史论述，第二辑是围绕研究者的阅读经验而展开的相关性问题研究，那么第三辑则是围绕“材料”展开的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的探索。

研究者对材料的处理，正如研究者对阅读经验的处理，常常是充分组织化、充满叙事性的。研究者将材料视为其组织观点和展开历史叙述时的“依据”，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研究者“编织”过了的材料，因而更关注由此得出的观点和结论。而对材料的组织过程，那些不符合研究者观点和结论的不同材料（或同一材料的另外部分），特别是围绕同一事件或对象的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与情境下的矛盾性叙述，则无法在文学史研究中呈现出来。洪先生是当代文学界最早关注史料建设的研究者，他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洪子诚、谢冕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史料（第五卷）》，以及为配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而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上下卷）等，都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用率很高的史料选本。但他从来都不是在一般收集整理的意义上重视“史料学”问题，而强调的是在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原始史料的基础上，重视呈现材料本身的复杂内涵、强调研究者对材料的甄别能力，以及研究者经由材料而形成文学史叙述的限度的反思。《材料与注释》可以说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

洪先生对材料的注释与编排，实则是尝试构建一种“自反性”的文学史叙述。正如一般电影拍摄从来都是隐藏摄像机镜头，而先锋电影则主动“暴露”摄像机镜头的存在，洪先生“隐藏”起了他自己而“暴露”出材料的在场，他自己从一个历史叙述者，降低为一个材料的说明者和编排者。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会议或事件、人物的历史轮廓与面貌，是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留下的叙述材料的编排，以及洪先生的注释说明而呈现的。这些材料之间构成了明显的互证或互否的复杂关系，但历史“原貌”的丰富性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呈现。这里依然是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但历史对象的面貌不是通过研究者的叙述，而是通过尽可能丰富且复杂的材料共同呈现出来的。特别是，这些文章启用了一批特殊的材料，即“文革”期间翻印流传的“认罪书”、交代与检讨材料。这些材料一般不被视为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材料。洪先生一方面强调这些材料有其历史限制，另一方面也通过对材料所叙述的内容与其他材料的参照，证实着这些材料关于历史叙述的某种可信度。三篇文章论及的是在50—70年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会议和人物，一般的文学史叙述已经形成的定论，实则建立在事件当时与70—80年代转型后公开发表的文件或史料的基础上。这两个时段有着内在的自洽性，因而叙述者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与其历史意识不相吻合的经验。在这意义上，正是“文革”时期作为受批判者所作的历史材料，可以与其构成直接参照，从而显现出那些被遮蔽的历史面貌。同时，在编排材料时，洪先生找到了尽可能多的叙述者，他们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事实上也最大限度地呈现出了历史的“原貌”。

可以说，在这样的文学史叙述中，研究者的主体位置不再是“讲故事”，而是通过材料的编排、以“搬演”的方式呈现出事件的基本轮廓和不同侧面，不同材料提供的“众声喧哗”也不再被统一到一个声部的叙事中。这看似是洪先生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后撤”，实则为其作为研究主体寻找到了一种更为从容自如而又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叙述位置。首先是他从诸多材料中整理出的事件的基本轮廓，其次是对关于事件不同环节的各种材料的编排，最后是作为说明者对事件的介绍和评价，这三个层面的结合，使他居于历史事件观察的制高点。一般的历史当事人，往往只能从某一位置看到历史事件的某一侧面，研究者唯有获取多个位置多个视点的当事人材料，才有可能超越历史限制而获得某种“全局性”的眼光与视角。洪先生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既看到全局又超越于任何局限性位置（或立场）的观察历史的方式。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复眼式”文学史叙述方式，它最终统一于洪先生作为研究者的史识、胸襟、视野和历史意识。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洪先生当代文学史研究多年思考累积的一种举重若轻的集成式展示。

五

概而言之，本书力图从“当代文学”（研究对象）、“阅读（史）”（研究者）、材料（研究文本）这三个方面的成果，展示洪子诚先生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精华部分。文章的选择也偏重于其中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和新方法。希望这本书有利于初学者把握洪先生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也可以给当代文学研究（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专业研究者开拓视野，提供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这本书的编选得到洪先生的热情支持。不过，文章的筛选和编排更多地代表的是编者的理解，因此做此编选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文图片为作者提供，感谢贺桂梅老师、北大出版社以及公众号“论文衡史”授权转载）。点击“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

本期编辑｜庞炜